如皋市白蒲邮政支局乡邮员 姚泽民

各位领导、各位同志：

    我叫姚泽民，是如皋137名乡邮员中的普通一员。今天我要说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故事，在我们每一个乡邮员身上都可能发生过，只不过是时间和地点有所不同而已。我们这个大集体有一个共同的信念：只要人人奉献一点爱，我们的邮路就会十分和谐。因此，我今天向大家汇报的题目是《让爱随我一起走》。我今年刚满 50 岁，当乡邮员已有 23 年了。我风里来、雨里去，行走在投递段道上。因为我的段道连着各家各户，所以在白蒲那一片，男女老少都认识我这个送信的，也都喜欢我这个邮差。为了报答这一份“喜欢”，我就顺带着为段道上的老百姓做一些他们需要、而又是我能够做到的事情，久而久之，这就成了习惯。这种习惯却被老百姓们理解成了一种“付出”，而且得到了温暖的回报：老人小孩都说我是“好人”，党委、政府褒奖我充满“爱心”，就连在外地上学的女儿也从报上看到了介绍我的文章，夸我成了“名人”，我们局长王飞云也这样评价我：姚泽民从头到脚都写满了爱…… 这样的赞扬我实在不敢当，为什么？一是因为我 18 岁参军， 20 岁入党，我是“党的人”；二是因为我们乡邮员都领着工资薪酬，我是捧着铁饭碗的“公家的人”；三是因为我是凭着良心、热心做了每个人都能做的、也有不少人做过的事，我是个“普通的人”。另外，可能大家不知道：我是从老山前线上下来的。当年有那么多的战友牺牲在枪林弹雨中，而我却能全手全脚地回来，我总认为这下半辈子就是赚来的。现在趁能做点事的时候多做点事、多做点好事，也不枉比我的战友多活了这半辈子。我爱生命，我爱岗位，我爱家人，我爱邮路上的乡亲。我能做的也就是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让生命充实，在岗位发热，给家人树样子，而后将我一点一滴的爱洒在我的邮路上。这种洒在邮路上的爱，首先是从爱岗敬业做起的。 23 年前，我从部队退伍后，被安排进了邮电局。进了好单位，工作又靠家，我怀着感恩的心情投入到工作中去。乡邮员的工作是既苦又累责任还大，可我一干几十年却越干越有滋味，越干越喜欢这份工作。不是我不觉得苦，也不是我不觉得累，关健是我能从这些辛苦劳累中品尝到甘甜。大家知道，准时准点投送邮件是对我们邮递员最起码的要求。多年来，由于我始终坚持做到了这一点，我的那条投递线路几乎成了小镇百姓人家的报时钟。比如到了小日中，镇上的人一看到我来了，就赶忙说“姚泽民来了，该煮中饭了。”然后是东家喊西家请，听着这些热气腾腾的“客气话”，我的心里总是暖烘烘的；还有一点，收订报刊是我们乡邮员必做的工作，有时也会遇到头疼的事情。由于平时我勤勤恳恳地做事、客客气气待人，每到报刊大收订的时候，不等我开口，就总有人主动找我：老姚，又要烦你帮我把下年的报刊订了。去年，有一家订报户碰不到我人，干脆将订报单和 800 元订报款放在报箱里由我去代订。多年建立起来的信誉，使得我和他们之间的现金往来无需打任何收条什么的。这份理解、这份信任更让我感动。 老百姓为什么对我有好感呢？我想来想去，恐怕是因为我的工作让他们满意吧。记得有一年三十夜，我一早就出去送报，到下午时天气突变，大风卷着雨雪打得人脸上生疼，眼睛都难得睁开。结了冰的石板路推着自行车都寸步难行。在这种恶劣的天气条件下，按局里的规定可以将没有投完的报刊转下一班再投。可看看邮包里还有不少《南通广播电视报》，这可是订户眼下最期盼的一张报纸呵。我丢下自行车，卸下邮包，肩杠手拎一头就扎进了风雪中。当我敲开一家家门递上报纸时，看到的是一个个惊喜和感激。说实话，虽然那天我精疲力尽送完报纸回到家已是十点多钟了，春节晚会也没看成，但那顿年夜饭我吃得特别香、特别踏实。我在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采访的时候，记者问我当地老百姓对我的看法。我就信嘴说了句：我和镇上的老老小小处得很熟。谁知那记者当真就找了路边一家卖杂货的问起来：你认识有个送报的……记者话还没问完，那店主就说：“你说的是姚泽民吧，认识认识，这个人没得魂的好，我们全镇没人不说他好的！ ” 听到别人事后告诉我这话，我心里暗自欢喜了好几天。后来想想，自己也没做天大的好事，要说起来也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也就是利用岗位的便利，为老百姓们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而已。所以我要说的是，洒在邮路上的爱，可以在服务人民中体现出来。我有一个习惯，平时邮包里总带些扳手、起子、胶水、锤刀、测电笔之类的工具，送报时碰到谁家有自行车、煤气灶、水龙头出了毛病要修理，我都乐意伸手帮个忙。记得有一年冬天的一个傍晚，我下班回家经过新蒲路张老太家门口时，发现她家门里门外“水漫金山”。那张老太见我来了就像见到了救星，忙告诉我是水管冻裂了。我急忙操起随身带的工具，冒着冰冷刺骨、四处喷溅的水忙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修好了自来水管。张老太感激得又是倒茶又是留饭，第二天还特地找到我们的支局长，要局长为我发奖金。奖金当然没有拿，到是回去少做了家务活儿，因为我的关节炎一遇冷水就发病，第二天手疼得不能端饭碗，爱人把所有的活儿都揽了过去，而且从此再也不让我沾冷水了。在家的活儿少干了，但邮路上只要有这样的事我还是没有少干，而且一年又一年地干了下来。 做邮递员常常会碰到无法投递或查无此人的“死信”。按常规可以敲一个邮戳退回寄信人。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总是要想方设法把它救活，因为这才是对人民的最好服务。好多年前，从台湾寄来了一封信。信封上只写着“南通市白蒲北洋桥西首沈权收”。而白蒲现在地名里根本就没有“北洋桥”。几经打听才知道现在的“新蒲大桥”就是过去的“北洋桥”。但此桥早在1958年就拆了，周围的人家也早已迁走了。我猜想这封信多半是寻亲信，找到收信人说不定就能使一个家庭骨肉团聚。此后，当班时我总是将这封信带在身边，遇人就打听。下班后或休息日，我就泡在派出所的户籍室寻找线索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六个夜晚一个白天的努力，我翻阅了 20 多麻袋的资料，共找出 14 个叫沈权的人。最后终于在蒲北村五组找到了信中要找的沈权。原来写信的人是沈权的堂兄，解放前被抓壮丁去了台湾，这是他第一次试着给大陆的亲人写信。不久沈老先生带着家人回家探亲时专门找到我，向我表示感谢。当时我的感觉真的很欣慰，也很自豪。 这么多年来，我和其他乡邮员一样，天天重复着平凡的小事善举，也没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们，有的只是在帮助他人中得到的感动和欣慰。因此，我要说的第三点是：洒在邮路上的爱，可以从团结互助中得到回报。说实话，我们乡邮员自发地帮助邮路上乡亲的事情，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有不少人从干上工作的第一天起，就有了团结互助这样的事了。所以八年前，当局党委号召全局137 名乡邮员每人结对帮扶一户孤寡老人时，我们大家不但没有感到有什么困难和压力，反而有一种终于找到组织的感觉：从此可以更广泛更长久地去释放自己的爱心了。早在十多年前，因为订报、送报的关系，我就与白蒲镇的刘镜寰老人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刘老是南通市里的退休教师。他有六个子女，但都在外地工作。老人有看书看报的习惯，订了不少报刊杂志。因为天天给他送报，一来二往也就熟了。当年刘老与他的老伴都是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，他们虽然衣食无忧，但家中的一些重活、累活无人帮着干，精神上也感到很孤独。因此，我每天除了将报刊杂志送到老人家里，还包下了他家换煤气、买米、打扫卫生、传信跑腿等家务杂事。即使这一天没有报纸送，我也会来到老人家中陪他拉拉家常、论论时政要闻、谈谈街头巷议。老人十分开心，常常备些点心招待我，我哪天不来，老人就要念叨：小姚今天怎么没来？就这样我一直陪伴着他到 103 岁去世。就在他去世前一年市政府的“万岁宴”上，老人挥笔写下“共产党好”的条幅。我知道，那几个字里肯定也有对我的评价和谢意。因为老人家逢人便说：小姚是党派来照顾他的亲人。 刘镜寰老人去世后不久，我又与无儿无女的吴敬林、张兰英夫妇结成了帮扶对子。二老都已88 岁高龄，体弱多病，老人没有子女，抱养的女儿又不在身边。我忙前跑后，将二老当着自己亲生父母尽心尽力服侍。前年的夏天特别热，我利用星期日去帮二老糊卧室的顶棚。因为原来的纸顶棚已破了几个大洞，风一吹或是老鼠一爬，就有灰尘掉倒老人的床上。我爬上爬下忙了个把钟头，浑身汗如雨下，而且觉得头昏眼花想呕吐,我知道这是快要中暑的兆头。就连忙下来喝了两大碗凉水，也没有让二老知道，稍微定了会儿神才坚持把活儿干完了。有时候我实在没有空，就让我爱人去吴家帮忙。后来，吴敬林老人离开人世，我是像亲儿子一样地为他戴孝守灵、操办后事的，镇上的人都说，吴老的后事办得很体面，一点也不比有儿女的差。二老与我无亲无故，但因为相处长了，我真把他们当成了我的亲人。今年2月，张兰英老人病重，弥留之际，我在她身边，老人三天不吃东西了，邻居们谁劝也不吃，后来我就对她说，妈妈呀，你要吃点东西呀，你不吃点我们都难过。老人终于点了头，吃下几口我亲手剥的香蕉。当天夜里老人就去世了。临终前，她嘱咐养女：“我们欠小姚太多，等后事办过了，你一定要请他到饭店吃顿饭。”现在两个老人都走了，我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，但想到他们平时不孤单、生病时有服侍，我的心里就没有什么遗憾。其实，我们每个乡邮员都上有老下有小。就拿我来说，我父母73岁，还有一个93岁的爷爷，我和爱人都很尊敬老人。每逢家里吃到好的我们总是要多盛两碗：一碗送给家里老人，一碗送给帮扶的老人。要是遇到有事忙不过来的时候，我爱人到街上买两条鲫鱼送给老人。我们总会老的，我们这样做，就是做给子女看，希望儿女将来也孝敬我们，尊敬社会上的老人，就像我们今天这样。再说，尊老爱幼是我们这个长寿之乡最最淳朴的民风。我相信，我们每个乡邮员能做到的，我们如皋的每个人都能做到；我也深信，我们乡邮员做到的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其他人一定会比我们做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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